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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青帮(亦称安清帮)的大头目

2017-08-26 11:13:43 来源:海国图志

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青帮(亦称安清帮)的大头目。蒋介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夺取政权,杜月笙在政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雇用流氓为上海总工会送锦旗放烟雾、诱骗杀害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汪寿华等,致使上海总工会80万会员群龙无首,数千工人猝不及防被蒋介石杀害。作为旧上海黑社会的大头目,杜月笙身上有很多污点,但是,他也并非漆黑一团。在抗战中,他曾多年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做过一些有益的慈善事业,特别是他任副会长时正值抗战前后,于救助伤兵输送物资、建立抵抗部队,做出了贡献。文章认为,杜月笙在抗战中大致有四大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名义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数万人

  1937年8月13日,日寇全面进攻上海,上海守军奋起抗战。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名义,联合各团体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并同时成立救护队10队、急救队13队、临时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汽车98辆,并特约公、私医院16所收容受伤军民。据统计,杜月笙所领导的救护输送医疗工作,共救护了抗日受伤军民44398人。此后,杜月笙又筹划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设立重伤医院,每年医院少则收治伤员二三百人,多则达三四千人。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各地工作人员大多撤退到汉口。杜月笙亲自乘飞机到汉口,与政府有关部门统一商定救护方针,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设置医疗队37队,后因需要逐渐增加至178队,共有工作人员近3000人。据统计,至抗战结束,红十字会所救护的军民总数已达260万人。这一可观的成绩,与红十字会广大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但杜月笙在其中的领导作用不容忽视。救护工作所需的物资、车辆,许多都出于杜的号召,也不排除他自己的“毁家纾难”。在这一点上,他号召他所能影响的团体包括他的帮会组织捐助抗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抗战中,他坚持在上海,包括参加抗敌后援会工作,直至11月上海沦陷,他才秘密撤退。

  在上海抗战中,与戴笠共同创建了一支1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配合正规军,参加抗战

  杜月笙在上海抗战中所办的另一件大事是与戴笠共同创办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参加抗战。尽管戴笠一生以与中共作斗争为己任,但在抗战中,他的思想倾向基本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在这一点上,“人之爱国,谁不如我”的杜月笙与他是一致的。两人本来即为挚友,在抗日这一点上又有共识,所以两人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1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以帮会和工人为基础,配合正规军作战,并负责肃谍防奸等工作。杜月笙自己出钱捐赠了5000支快慢机手枪,又利用自己的影响,动员了帮会成员、工人、学生、店员、失业青年入伍。10月,这支仅以一月时间仓促成立的游击部队,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配合正规军与日寇作战,尽管作战力差,但大多成员异常英勇顽强,为中华民族抗战作出了牺牲。据事后统计:别动队战死兵共1500人以上,受伤500余人。据说,杜月笙颇为悲痛,他不是心疼钱,而是哀怜那些为国捐躯的青年,其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后,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筹措救护事业经费

  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室迁移香港,杜月笙亲自主持工作,并设立总办事处,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资,并同时筹措救护事业的经费。可以说,杜月笙此时是非常辛劳的。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设有中央赈济委员会。“八·一三”抗战后,蒋介石安排杜月笙为该会常委,负责粤、桂、闽三省称第九救济区工作。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将第九救济区办事机关与中国红十字会机关合设于香港九龙柯士甸道他的宅寓也在此,并在香港最大的饭店辟有房间,专与各方接触。当时,海外侨胞对抗战捐助的物资及对难民的救济品,都由杜月笙接收运往汉口或重庆。同时,杜还负责与戴笠合作布置向沦陷区搜集情报及锄奸策反工作。据说,上海另一帮会头目张啸林投敌被暗杀,也与杜月笙有关。另外,轰动中外的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伪集团,并公布“汪伪密约”,也是杜月笙与戴笠共同策反的。

  香港沦陷后,杜月笙撤退重庆,主持红十字会会务工作,办理前方救护、后方空袭救护、医疗等工作

  在抗战的开始阶段,海外物资大部分通过香港转运国内,杜月笙以红十字会名义办理接收、转运,为抗战事业做出了一些贡献。香港沦陷后,红十字会总会于1940年移设重庆,杜月笙也撤退重庆,主持会务工作,办理前方救护、后方空袭救护、医疗等工作。1942年,杜月笙筹建了重庆医院,当时有床位300张,各科设备齐全,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时后方医院,受到舆论的称赞。另外,杜月笙在搜购、抢运战略物资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抗战胜利后,杜月笙返回上海,督促上海复员工作,并协助恢复、加强了上海红十字会分会的组织,对该会推进各种社会服务工作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50年代后,杜月笙客居香港。1952年,他弥留前对妻子云:“把我的尸骨带回上海,葬在浦东高桥老家。”但他的遗愿终未实现,1952年11月遗骨被运往台湾,至今暂厝台北南效大尖山麓。

八月六日下午七时,钱新之、顾嘉棠、金廷荪、吴开先、徐采丞和陆京士,在客厅里屏却诸人,密商杜月笙的遗嘱。六个人一边用饭一边长谈当时杜月笙还在房间里醒着,他频频关照,不许任何人闯进去,打扰他们六位的谈话。陆京士首先发言,他报告杜月笙这几天里所关照他的各项原则,他并且透露,当他在台北接到香港方面“病危速来”的电报,卽已知道杜月笙的后事必须及早安排,他曾在一日之内访晤了洪兰友、陶百川、刘航琛、王新衡和吕光,向他们请教如何办理杜月笙身后事宜,当时,他把这五位杜月笙知己友好所提供的意见,也逐一的加以叙述。

  于是,由在座的六位,参酌杜月笙本人所提出的原则,再加上台北友好的建议,接连起草了三份遗嘱稿,一份是对于国家、社会的公开表白,一份训勉子孙,一份则为遗产分其中最为家人戚友关心的,当然是杜月笙的遗产如何分配?由于当时没有人晓得杜月笙究竟还有多少钱,因此,祇能作原则性的分配比例,而比例则定为杜月笙的四位太太,和八儿三女,各获遗产的一半为原则。四位太太平分杜月笙遗产的一半,八儿三女之中,则硬性规定未成家的比已成家的多拿二分之一。九点钟,三份遗嘱草稿均已拟妥,问过了杜月笙犹仍醒着,于是,六位友好和门人,会同拿着三份遗嘱稿,相率进入杜月笙的房间。当时,孙氏姚玉兰、孟小冬和杜月笙的在港子女,都在他的病榻之旁,或坐或立。

  于是,由陆京士宣读三份遗嘱的内容,杜月笙聚精会神,注意倾听,他偶或打一个岔,修正若干字句,但是从大体上来说,他几乎是全部同意。遗嘱读给杜月笙听过了,经他允可,算是定稿。钱新之、金廷荪、顾嘉棠、吴开先、徐采丞、陆京士又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钱新之尽管是多年老友,杜月笙却向来在人前人后,都尊称他“钱先生”而不名,金廷荪、顾嘉棠是结拜兄弟,吴开先也是缔交二十年的友好,徐采丞则为抗战前后,杜月笙的心腹智囊之一,陆京士为恒社的首脑人物,他跟杜月笙之间,一向情逾骨肉。

  杜月笙平生排难解纷,一言九鼎不论什么希奇古怪,复杂繁难的事情,一到他的手上,必可迎刃而解,全部摆平。唯独他自己的公馆里面,大门一关,由于太太有五位,子女又多,相处几十年,难免也有牙齿碰了嘴唇皮的时候,要想绝对太平无事,当然是相当困难。八月六日之夜,坚尼地台杜公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是决定遗嘱,分配遗产的重要时刻,侍疾家属,事关个人前途,以及未来生活,其心情之紧张,注意力之集中,自是不言可喻,因此不免有人躭心,是夜会有什么议论争执,意外风波。然而当陆京士朗声宣读遗嘱稿,杜月笙略予修改就算OK,杜月笙时在香港的三位夫人,四子三女,居然闷声不响,毫无异议,一件大事就此风平浪静的解决。这固然是遗嘱上分配遗产,公平合理,无懈可击,另一方面,也是六位遗嘱起草人不但深知杜月笙的心事,同时,他们在杜公馆众位太太、少爷、小姐面前,尤其有足够的份量。由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杜月笙对于自己的遗嘱之订立,确实煞费苦心,作此安排,而且他早已深思熟虑,胸有成竹了。

  等到仅列分配方式的遗嘱当众确定,杜月笙方始从容不迫的,说出他的遗产数额。他在交代了几件家事以后,开口说道:“我只有一笔铜钿,留给家属作生活费用,这笔钱我是托宋子良先生保管的,数目是十万美金。因为宋先主代我用这笔钱买了股票,多少赚着一点,大概有十一万美金左右。”当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惊怔错愕,谁也没有想到,一辈子在金山银海里面挥之如土的杜月笙,他留给庞大家属的遗产,居然祇有十一万美金左右,折合港币,不过六十多万。四位太太,四儿三女分这笔钱,一个人能够到手得了几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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