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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邪教的故事 民国第一大邪教是怎样形成的

2016-06-28 23:19:50 来源:海国图志

  说起邪教难免会第一时间想到“法轮功”,那时候因为这个邪教夺取了许多人的理智,甚至是生命。然而最近的“全能神”邪教成员残忍制造了招远麦当劳命案,再度引发公众对中国民间秘密邪教组织的惊恐。

其实,自明清以来,当局虽一再严禁,但民间秘密邪教组织,在中国底层社会,却从未绝迹;民国晚期,邪教组织“一贯道”,甚至一度发展到与国、共两党分庭抗礼的程度。

  “一贯道”发端于晚清,极盛于1940年代。其教义,杂糅儒、道、佛及耶稣教经典,宣称整个宇宙分“红阳”、“青阳”、“白阳”三期,各历一万八千年。目下正值“白阳”期末世,大劫将至,须得信奉“一贯道”,才能消灾免难。

  该教之具体规模,尚缺乏具体统计数据。据该教大道首王效峰披露,1930-1947年间,其全国组织架构,设有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等7大总坛。另据《上海公安志》披露,1949年前后,一贯道在上海拥有基层坛堂1144个,办道人员6200余人,道徒约30万人——而该教上海总坛,所辖范围并不止于上海市范围,如常州、杭州、温州等地分坛,亦归上海总坛管辖。如此,当不难揣知,“一贯道”当年教徒之众。有学者认为,极盛时期的一贯道,有教徒300万人以上,当非虚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一贯道”将大量汪伪政权高级官员发展进入组织。如汪伪中央税警团团长李丽久、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孙祥夫、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汪伪考试院院长王揖唐……等等,均在“一贯道”内担任高级干部。“一贯道”魁首张光璧,亦充任汪伪政府外交部顾问之职。1946年,国民政府社会部联合内政部,曾公告各地要求取缔“一贯道”,并以“汉奸罪”对该教发起起诉。但在张光璧等人的活动下,起诉无疾而终。

  图注:1950年代,中共组织的控诉一贯道罪恶群众大会

  二、此类邪教之所以能滚雪球般壮大,实因其本质乃是一种传销式敛财机器

  像“一贯道”这般,以生搬杂糅之教义,却能迅速发展成民国第一“民间秘密宗教”,其缘故何在?换言之,这种邪教组织,滚雪球般壮大的原始驱动力,是什么?

  台湾学者邱丽娟,曾以清代中期为切入点,研究过“民间秘密宗教”繁盛的原因。其结论认为:秘密宗教之所以在下层社会普遍流传,“与经济因素有密切关连”。一方面,“民间秘密教派教首最初设教的动机,主要是着眼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以谋得金钱财物为出发,极少的例子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而叛变造反。……他们凭着粗通的民俗医术,编造一套消灾祈福、追求来生富贵的宗教理论。”另一方面,“教徒之所以愿意入教,一则是因向往来生富贵的理论可以摆脱现世的贫穷,一则也是为了日后能够谋取教职可以传徒收钱。”

  换言之,所谓“民间秘密宗教”,实际上是一种金字塔式的敛财体系——越高层级的教首,享有越多的财源;越低层级的教徒,所获财源越少,唯有再往下努力扩充教徒人数,方能扩展财源。这正是民间“秘密宗教”——自民国之“一贯道”,至今日之“全能神”——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始驱动力。至于其教义本身如何,实际上并不重要;正如传销模式下,其产品质量如何,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竭尽全力发展下线。

  这种金字塔式的敛财体系,也恰恰是当日汪伪政府高级官员们乐意加入“一贯道”,成为教内高级干部的主要原因——该道敛财名目极多,如捐钱办道、考财、度大仙、功德费、开荒费、坛主费、献心费、忏悔费、齐家费等等——投桃报李,以敛财为目的的教首们,亦可以投汪伪之所好,随意更改其教义,宣称“日本来中国是天数,来收恶人”;内战期间,甚至在教徒中散播“十八小子坐中原”之谶语,妄图渔利。

  “愚者求福,黠者敛财”,是近乎所有邪教组织的基本特征;洞悉此节,以作针对,方能识别、削弱邪教组织滚雪球传销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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