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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赋征实:破解抗战最大经济危机

2016-12-23 16:59:14 来源:海国图志

值此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短史记》推出抗战特刊,自七七事变至九三胜利日,选取三十个重要的抗战节点进行解读,力求勾沉隐没不彰的史实,再现真实的抗战胜利之路。此为第十二期《田赋征实》。

回顾抗战最重要的是什么?缅怀民族苦难史,铭记烈士,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今日切勿重蹈覆辙,切记‘落后就要挨打’的血的教训,热爱和平,富国强兵。

这文章作者就是典型的避重就轻,抗战胜利时蒋介石的黄金储备就有600万盎司,美援物资20亿美元,法币流通量不过5569亿元,在如此巨大的黄金和物资储备面前那点法币发行量根本就不算什么

1941年,粮价飞涨,为保障军粮供给,国民政府实施“田赋征实”

安然自1940年6-9月份波诡云谲的国际局势中突围而出后,在1941年,抗战前途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内经济危机的威胁。

这种威胁来自粮价。粮食是战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抗战初期,尤其是在1937—1938年,各粮食产区大都丰收,粮价没有因战争发生太大波动。若以后方20个城市1930—1936年的粮价指数为100,则1937年12月为127、1938年为130。①但随着战争扩大,华北产麦区、东南产米区相继沦陷;大批壮丁从军,农村劳动力不足;加之后方人口比战前激增5000万、商人囤积居奇等原因,市场上的粮食短缺问题日渐严重。粮价在1940年6月涨到424。1941年更是再翻几倍,达到2133。

1940-1941年的粮价飞涨,还有两个重要原因,那就是:1、法国、英国相继对中国关闭了滇越、滇缅铁路;2、国统区粮食在1940年普遍减产达20%,主要产米区四川则减产高达50%。

一方面,粮价飞涨,意味着国民政府必须投入更多的财政支出,才能满足军粮、以及公务员、教师的“平价粮”需求。另一方面,战前作为国民政府主要财政来源的关、盐、统三税,却因抗战而持续锐减,1939年度三税实收只有4.32亿元,比1936年度实收数10.146亿元,少了3/5。如果算上通胀因素,1940年的税收实值只有1936年的16%。支出暴增而收入锐减,使得国民政府1937—1941年的财政收入,不足财政支出的1/4,大量赤字只能用增发法币的方式补足。②

“田赋征实”过程中功勋卓著的粮食部长徐堪

“田赋征实”过程中功勋卓著的粮食部长徐堪

为保障军粮供应,也为平衡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1940年11月,国民政府开始筹划“田赋征实”,并由蒋介石亲自出面推动。1941年3月,他在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说,“今后的抗战,军事与经济实应同时并重,而且就现代战争的特质而言,我们毋宁说今后敌我成败的决定力经济要占七分,军事仅占三分。”所以,须“将田赋之一部或全部征收实物”。③

至1941年6月,“田赋征实”正式落实为政策,自该年下半年起,农户不再缴纳货币,而改为直接上缴谷物。同时,国民政府设立粮食部,由徐堪出任部长,负责军粮民食的收购、仓储、运输、调拨等事务,监督各地方行政长官有关粮食事务的工作。

田赋由征收货币,改为缴纳实物,所以能够缓和通货膨胀;田赋此前本属地方财源,而今收归中央,故能解决粮食危机。“田赋征实”的第一年,粮食部为各省所定征收数额为稻谷2293.8万市石(1市石为50千克),其中四川配额最多,占到四分之一。至1942年10月,21省征收谷物,折合稻谷2345.9万市石,超出所定额征数。协助徐堪工作的关吉玉总结称,“1941年度田赋征实总数约2400万市石,以市石100元计算,约值法币24万万余元,比较战前中央全部预算每年不过10万万元之数,超过二倍以上”“在战时预算的赤字上,起了很大的填补作用,使国家财政基础愈见巩固。”④

在粮食征购、征借中,国民政府发放的面额为1市斗的粮食库券,可抵缴税款

在粮食征购、征借中,国民政府发放的面额为1市斗的粮食库券,可抵缴税款

“田赋征实”是中国小农经济免于崩溃,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关键

“田赋征实”最大的阻力,来自各省军阀。1928年,为推行地方自治,田赋被划归地方,成为地方上最重要的税收。为自身利益,各省常常擅自增收田赋,如1940年,贵州、云南等省就将田赋增加了一倍。田赋征收权一旦失去,对地方财政将是一个大损失,因此各省对此极为反对。

在确立“田赋征实”的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上,除了张群任省主席的四川、吴鼎昌任省主席的贵州两省原则同意外,“阻力较大的是云南省财政厅长、西康省财政厅长以及在后方各省的一些‘绅士’们(如邓汉祥、甘绩镛)、大军阀地主们(如王陵基等)。尤其是折合粮食的标准,曾引起极大争论。”⑤张群是蒋介石的心腹,自然选择支持中央。云南在军阀龙云控制之下、西康在军阀刘文辉控制之下,邓汉祥、甘绩镛、王陵基等,则是张群所无力约束的四川本地军政要人,这些人全都反对“田赋征实”。

这其中,四川大小军阀的囤积居奇,对“田赋征实”伤害甚大。在打击囤积居奇无效后,蒋介石曾令徐堪拿出数百万元现款,委托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代购10万石粮食,并很快购得。由此蒋介石确信,“囤积居奇者尚非奸商地主,而乃为当地之军阀也。”⑥国民政府如要掌握粮食,必然会损害这些人的利益。而让这些人“代购”,则无异于默许其从中渔利。

为消弭各省的反对之声,财政部在最终的草案中特意加有一句:“其赋额较重之省份,请由财政部酌量减轻”,留下商量空间。同时,财政部在各省设立的田赋管理处,允许由各省财政厅厅长兼任,副处长由地方保荐。如此这般的利益交换后,“后方各省的实力派,觉得改征实物以后,虽然要拿出一部分粮食给中央,但田赋收入仍可增加不少”,才大致同意实行田赋征实。

但在实际操作中,地方军阀并不肯真正配合中央,以至在征收田赋时,“国民政府对控制力较强的省,态度强硬,而对控制力较弱、地位重要的各省,则往往采取宽容的态度。”云南是后方第二重要省份,又是对外交通的必经之地,因此国民政府对龙云颇为迁就。从1941年征实开始,蒋介石、孔祥熙每年都亲自致书龙云,希望他以大局为重,完成征粮数额;至于具体数额,则由徐堪每年飞往昆明与龙云协商。⑦桂系控制下的广西,情况大致相同,其田赋征实数量只占总产量的2.2%,而这个数字在四川是7.5%。

按照规定,田赋征实后,各地驻军不得再向民间直接征购粮食。但是在李宗仁下辖的第五战区,鄂北驻军以6元每石收购粮食,农户则要80—90元购米一石,并搭上路费,以满足驻军要求。第五战区军粮局长不考察地方粮食数量,滥发购粮证,鄂中、鄂北的军队趁机挨家挨户搜索,将百家家粮食、财物一扫而光。⑧

贪污,是“田赋征实”推行过程中的次要阻力。如徐堪所说,“在征收则有擅改粮册,浮收勒索、吞没征粮,虚报征额……重重弊端,不一而足……”为此,国民政府出台政策,设立监督机构,严厉打击征粮贪污。如成都市市长杨全宇、四川粮政局局长康宝志、安县县长江东等都因此被法办。但终究难以根绝。

总体而言,“田赋征实”虽然遭到了重重阻力,但配合征购、征借,最终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据计算,国民政府在1941年—1945年,总共掌握了27000多市石粮食,不仅保障了军队、公教人员和部分市民粮食供应,还节省法币1700亿元以上。⑨如当时国外舆论所说,中国政府“为求人民田赋负担公平起见,曾致力于土地登记及估价制度之改进,现行之田赋征实办法,有良好之进步及表现,中国政府得掌握主要粮食继续抗战,多赖乎此主要改革之成功。”⑩“田赋征实”的实施,使得中国脆弱的小农经济免于崩溃,而能够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刘文辉一家。抗战期间,刘文辉割据西康,阻挠“田赋征实”甚力

刘文辉一家。抗战期间,刘文辉割据西康,阻挠“田赋征实”甚力当家才知柴米贵,抗战时期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当家人老蒋真是难啊!如果换了任何别的人来当家,怕巳经向日本投降了。对他真的是万分致敬!这文章作者就是典型的避重就轻,抗战胜利时蒋介石的黄金储备就有600万盎司,美援物资20亿美元,法币流通量不过5569亿元,在如此巨大的黄金和物资储备面前那点法币发行量根本就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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