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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王”出川抗日大有玄机是为什么?(图文)

2016-12-26 21:24:34 来源:海国图志

 为何徐永昌等中央军政高层,一面公开赞誉刘湘为国献身,一面私下感慨其逝世乃国家之幸?

中央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同“四川王”刘湘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

1937年11月,素有“四川王”之称的四川军阀刘湘,高调率军出川抗日;1938年1月20日,刘因病在汉口去世。诸多国府高层大员公开前往吊祭,多盛赞其乃抗日典范;私下里却多感慨其死乃“国家之福”。譬如,1月26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与侍从室主任林蔚讨论抗战前途,林蔚认为,“只要敌人不顾一切真来,武汉决难守住,再退后之局面恐愈难维持”,徐永昌对他这种消极态度不以为然,反驳说:近日刘湘作古,正是天意给国人留下生机,“天不拟亡中国,吾人奈何自亡之?”①

这种公开与私下评价的反差,反映了当日大众舆论与高层政要对军阀抗战立场的认知鸿沟。就刘湘而言,其成为“四川王”,本是中央政府为打造“川黔陕”抗战大后方而刻意扶植的结果。但这种扶植,最终,却又成了中央打造“川黔陕”抗战大后方的最大阻力。

刘湘早年割据川东,为四川军阀“速成系”(多出身四川陆军速成学堂)领袖,与以刘文辉为首的“保定系”(多出身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相对抗,至1932年激化成“二刘之战”,刘湘得中央政府之助而获胜,刘文辉败走西康。但至此,刘湘也仍不过是四川诸多军阀的“盟主”,下属军阀如杨森、邓锡侯、潘文华、王赞绪、王陵基等,均有自己独立的“防区”,“防区”内的军政事务,俱非刘湘所能染指。②

中央政府决定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给了刘湘打破“防区制”、成为名符其实的“四川王”的机会。1934年底,因财政近乎崩溃,刘湘第一次出川,前往南京寻求中央政府的帮助。当时,川中大小军阀,在其防区各自发行纸币,且既无基本金,也无发行额度限制。刘湘名义上乃川军领袖,对这种混乱的币值和无序的金融,却是毫无办法。时人形容大小川军自由造币、滥发钞票,“影响之大,更什倍于匪祸”。③

刘湘之请,与中央政府筹划建设四川为抗战大后方的计划不谋而合。1935年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亲临四川,并长住数月,研究治川方针,重点是军政、财政的整理,以及公路交通的规划。同时,蒋还决定不干涉川省行政,以扶植四川省主席刘湘;甚至在军事上,蒋也决心对刘湘采取包容态度,其日记有云:

“四川内容复杂,军心不固,后患可忧,当一本既定方针,扶助其中之一人,主持川政,而中央除整理金融,统一币制,筹备其经济实业之发展以外,对于军事,不宜植势,以昭大公。”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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