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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放水”让红军长征?是真的么?(图文)

2017-01-14 16:21:11 来源:海国图志

 蒋纬国认为:蒋介石“放水”是为了让“中央的力量进入到西南地区”,可信吗?

毛主席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长征么?十二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阴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两万余里,纵横11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11个省内大约两亿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么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11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蒋纬国认为:红军长征之所以成功,是蒋介石故意“放水”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自江西入湖南,进贵州,经云南、四川,最终抵达陕北。对此番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之跋涉,大陆方面素以“长征”名之。但国民政府去台后,却将此事解释为蒋介石的有意为之。最典型者,莫若蒋纬国之言。

按蒋纬国的看法,红军此番跋涉转移之成功,是蒋介石故意“放水”所一手促成,是中央军“压迫他们进入四川,经过广西、贵州、云南,绕了一大圈,再折回来到四川”,“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其目的,是为了让“中央的力量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正式进入到西南地区”——因为蒋介石已预见到:“日本早晚会侵略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建立大后方,要及时让下江的工业往西南转移。”①

蒋纬国此番见解,并非新论。事实上,向来以“反蒋”为第一要务、以抗拒国家实质性统一为第一生存要旨的西南军阀,当日正是如此揣测蒋介石之动机,认为蒋此番追击红军,“名为剿共,而使共军得突围西窜”,“须防蒋军藉追击共军为名,乘机跟踪而来”。②如李济深对人说,“中央原欲驱共入两粤, 以计不得逞, 现改取军事长期包围式。”李宗仁也认为: “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向西南, 压迫共军西窜”,乃是对西南包藏祸心。③

不同的立场,对同一件事,会衍生出完全不同的评价。在蒋纬国看来,蒋介石对红军“放水”,乃是极富战略远见之举;在李宗仁等西南军阀眼里,蒋介石行此假途灭虢之计,乃不惜糜烂地方,惟知消灭异己的独裁行径。但可惜的是,上述评价,并无史料支撑。

红军在战斗间歇帮助老百姓收割庄稼。

红军在战斗间歇帮助老百姓收割庄稼。

揆诸史料,蒋介石根本无意放水,且担忧西南军阀非红军之敌

第五次“围剿”之初,蒋介石最担心的,是红军转入浙皖。在中央军进入闽西后,“共军窜往皖浙苏的可能性减少了”,蒋介石转而推测,红军必然“西窜”——在1934年3月1日的日记中,蒋氏留有“注意匪部西窜”等字样——故下令各军构筑碉堡,并加强西路军兵力。

1934年10月10日,红军开始突围,三天后,余汉谋发现红军动向,并致电陈诚:“共军主力已西窜,赣南方面仅留有少数共军担任掩护。”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自问:“匪果西窜乎?”当月30日,蒋终于断定:“匪向西窜”。④

由上述事实可知,蒋介石对红军“西窜”,确实有过较为准确的预判,但这并不等于说蒋介石愿意“纵共西窜”乃至刻意“驱共西窜”。事实上,为阻止红军“西窜”,蒋介石曾颁发过“剿匪计划大纲”,明确要求各军“期于湘水以东地区,将匪扑灭”,如计划失败,则应防止“该匪能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萧合股”。⑤此中显然并无“放水”之意。

红军突破湘水,进入贵州后,蒋介石的立场仍是就地剿灭。其下达给薛岳等前线将领的指示是:

“(一)不顾一切,跟匪穷追,最为紧要。能与穷途之匪打一仗,胜过与猖獗之匪打十仗。能杀目前之匪一个,胜过斩杀将来之匪十个。盖至此末路,犹图挣扎之匪,不能不谓匪中之坚狡者。昔日之赣匪,为裹挟之众,今日之残匪,为祸国之源,所谓斩草除根,此其时矣。(二)各部队如真能与匪决一死战,歼灭匪之主力,则我军之伤亡损失,委座定予从优分别抚恤补充,如能刺杀匪首者,当照俘获条例重奖。”⑥

该指示,系蒋介石做出后,又令陈诚致电薛岳等再度细加阐明。如此做法,乃是鉴于陈诚与薛岳有师生之谊,欲借陈诚之信望,敦促薛岳等在追击红军时不遗余力——所谓“我军之伤亡损失,委座定予从优分别抚恤补充”,实际上形如由陈诚作保,向薛岳承诺蒋介石必定会从优补偿其部队在剿共战事中的损失。蒋如此煞费苦心,所谓“放水”,当然只能是无稽之谈。

西南军阀当日,之所以对认定蒋是在借红军西进一事“假途灭虢”,乃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蒋对中共的忌惮,远甚于其对西南军阀的憎恶。在蒋看来,西南军阀乃是内政,易于处理,但中共问题,却牵涉苏联,苏联问题又牵涉日本,个中关系错综复杂。故在蒋的规划里,“剿共”始终先于“削藩”——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再次合作,且对日作战高度依赖苏联援助之际,蒋仍在日记中写道:“国之祸患,有隐有急。倭祸急,而易防;俄祸隐,而叵测也。”⑦故在“围剿”期间,有人建议蒋先解决两广,蒋的回答是:“粤若有事,则匪更难清”。

陈济棠、李宗仁等西南军阀曾揣测,蒋有意“驱共西窜”,是想让粤军、桂军与红军相互消耗,以收渔人之利。殊不知,在蒋看来,西南军阀之战斗能力,远不如红军,“军阀土匪若任其自杀,必有一伤,且必为军阀惨败无疑。结果徒增大匪势,恐中央亦无力收拾矣。”⑧当然,蒋的这种担心纯属多余,红军一路向西,途中湖南何健、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云南龙云,乃至贵州、四川军阀,无不对红军采取“只追不堵”政策,力避与红军交战。真正的“放水”者,不是蒋介石,而是西南军阀。

纵观整个战事,在追击红军的过程中,蒋介石只顺道解决了一个实力极弱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王家烈之事,却在某种程度上坐实了西南军阀们的揣测,使得蒋介石“驱共放水”的谣言,长期以来流传甚广。

1930年冬,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缴获的飞机,后被命名为“列宁号”。

1930年冬,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缴获的飞机,后被命名为“列宁号”。红军长征,国民党稳定大西南,才有了后来抗日大后方。战略上,蒋介石没有错,即使红军局部胜利,没有改变困境。红军入陕北,又给了中央军入山西,定西北的机会。陕北的黄土坡,人口和经济几乎是战略上的绝地。粮食和人口使当时的红军必须谋求新的根据地。所以就有了陕军东征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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